对话查医生日记里的郑队：曾面临三大困难，促成首例遗体解剖

近日，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查琼芳撰写的《查医生日记》正式出版。

日记中，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郑军华教授，多次被提及，被查医生亲切地称呼为“郑队”。

他有着近30多年从医经验，有着军人的出身、12年以上三甲医院副院长经历和上海市著名的三所大学工作经历，也曾参与过SARS、H7N9等救治工作，对公共突发事件、传染病管理、医疗质量安全管理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记得，武汉人民对他们说过“你们是为武汉搏过命的”，医疗队员们经历了睡不着觉的日子，经历过巨大的精神打击，但最终挺过来了。如今，抗疫阶段性告一段落，但这段援鄂经历给郑军华带来的医学启示却是深远的。

5月8日，郑军华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讲述那些感性的人和事及其带来的理性思考。

全国第一支抵汉医疗队，曾面临三大困难

“我们是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也是全国第一支抵达武汉的医疗队，去得最早，所以当时面临的困难也不少。”郑军华总结了前期医疗队面临的三大困难，一是医疗物资相对缺乏，“我们从上海带去的医疗物资差不多只能保障5天左右，而当地医院库存也很紧张，再加武汉当时面临封城，即使要运输物资过来，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穿过百家衣、戴过百家帽”——这是医疗队员们刚抵达武汉开展工作时的生动写照，郑军华表示，“当时，我们队员们穿过的防护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不同批次、不同厂家……”

医疗队面临的第二大困难是重症病人多，治疗压力大。

郑军华坦言：“我们在接手病房的45分钟内就走了病人，当时对所有的医疗队员来说，压力都很大，我们对新冠肺炎的治疗经验不够丰富，对这个全新的疾病也不了解，更不知道成熟的治疗方案是什么。而我们医疗队来自上海52家医院，有135名队员，每家医院仅有1-2名医护人员，大家彼此之间都没有见过面，各自的医院文化等也存在差异，在救治工作上需要一定的磨合期。”

第三大困难则来自院内感染的压力。“我们刚到金银潭医院，这里就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你不知道这里的防护措施到底专不专业、可不可靠，医护人员面对感染的压力难免会有心理恐惧，当时我就要求防护不到位，就不能进入隔离病房，如果说医护人员都倒下了，我们就没办法去治疗那些病人。”

郑军华同时也会担心医疗队员们的身体健康。

“在我们的医疗队里，有一些医疗队员存在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所以刚到武汉时，我们就专门成立了医疗保障组，明确药品保障是重要一关，毕竟对很多医护人员来说，谁也不会随身携带2个月的药在身上。”郑军华进一步说，医疗队还设立了严格的报告制度，包括队员们的身体状况、药品配备情况等，都需要每天上报，药品如果在医院内部供应不上，我们就到外面医院去配，保障好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健康。

没有专职行政人员，也没有专职后勤人员，所有支援金银潭医院各项岗位的工作都需要医护人员去完成。

在《查医生日记》里，一些医护人员充当了医疗保障、后勤保障人员。

郑军华举例说，来自上海新华医院护理部的刘立骏是医疗队员的后勤保障负责人，来自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病科护师张明明担任领队助理，来自中山医院呼吸科的护士长徐璟负责党建工作，等等。

郑军华带领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在金银滩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思考如何提高救治率，促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

在郑军华看来，救治是医疗队的第一任务。在抗疫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提高救治率。

“我们曾经经历过焦虑的日子，不知道病人是怎么死的，我们拿所有临床经验去救治那些重症病人，呼吸机、ECMO、CRRT也都用上了，但最终病人还是走了，那段时间大家很迷茫。”郑军华回忆说，刚开始没有有效的救治方案，不断分析探索、改进治疗方案。

郑军华等在隔离病房与病人交流沟通。

一向和颜悦色的郑军华，援鄂期间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因为收病人的过程没有完全符合规范的流程，担心万一病人有什么意外。因为规范是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的质保生命线。他们的办公室也贴满了“规范”和“流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有效地治疗患者。

最后，这支医疗队还倡议促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这些都被写进了《查医生日记》。

“当时促成遗体解剖的难度很大，需要符合四个条件，一是要得到相关卫生行政部门同意，二是需要家属同意，三是需要有规范的解剖场所，四是需要一支解剖队伍，最难的是前面两个。”郑军华说，我们先征得了卫生行政部门的同意，同时与家属进行了沟通，沟通最终顺利进行有着偶然性，但背后也有医护人员全程艰辛地付出。

遗体解剖结果出来后，解答了很多疑惑、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他们结合临床800多病例数据，在顶级医学期刊JAMA子刊发表成果，率先提出从入院至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和从ARDS发展至死亡两阶段病程可能存在不同的病理生理特征，临床需要据此及时调整治疗策略。

郑军华表示，医护人员的付出是上海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整个医疗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武汉，并且在病人以及家属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临床上，我始终强调要亮出自己的身份，不仅是告诉病人我们是来自上海的医疗队，同时需要及时与病人家属通报病情，建立良好的医患沟通的桥梁。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我们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攻克这一疾病。”

在金银潭医院度过了67个日夜，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总共治疗170名患者，不仅做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率，同时最大化地实现救治目标，救治成功率达80%，危重症病人救治成功率达78%，可以说是金银潭医院里救治成功率最高的一支医疗队。

郑军华带领的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度过了67个日夜，总共治疗170名患者。

医学启示深远，医学生要“博而后专”

尽管抗疫阶段性告一段落，但这段援鄂经历给郑军华带来的医学启示却是深远的。

“在面对所有疾病时，我们始终要以科学、理性、严谨的专业精神去对待，这对今后的治疗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医护人员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和强大的内心，尤其是碰到危急状态，保持内心强大尤为重要。” 郑军华表示。

他记得，武汉人民对他们说过“你们是为武汉搏过命的”，医疗队员们经历了睡不着觉的日子，经历过巨大的精神打击，但最终挺过来了，团队也在这场抗疫战争中保持了凝聚性、战斗力。

作为一名医院管理人员，这段抗疫经历也让郑军华对医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管理平战结合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今后，我们需要加强薄弱学科建设，对于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要进一步加强。呼吸机、ECMO、CRRT设备的应用在临床上仅有部分医护人员掌握，这仍需要加强培训，面对传染病的防护与管理也需进一步的规范和教育。” 郑军华说。

他进一步表示，医学人才的培养需要“通史懂法”，才能走得更远，“我们回过头去看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很多情况预我们这次疫情很相似，如封城、生活物资供应、社会恐慌等等，但这些历史很多医护人员不知道。同时关于中医药的作用我们也需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西医在我国有200年的历史，那么200年前我们同样出现过瘟疫，靠什么活下来，那就是传统的中医药起了关键作用。”

他认为，当前，由于学科分得太细，医学人才培养很专，但对专科之外的疾病常常没办法看，“医学生应该‘博而后专’，他们需要有大量的医学知识储备后，才能成为一名专科医生，需要对各个学科系统、各类疾病都有所了解，需要在医院轮转工作中积累很多学科经验，学会全面地看待和治疗一种疾病。”

他同时表示，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控以及灾害性事件的应对，当前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做好各项防备工作，平战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