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与国家命运相关。

今天我们讲疟疾，尤其是把那些不为人知的资料展示给大家。

疟疾，一个由蚊虫叮咬感染上的疾病，发病的病人会时而寒战，时而发热，红细胞会破坏，会贫血，脾脏会增大，严重的会致死。我们现在身边的疟疾病人很少很少了，但不意味着它不会再爆发，尤其是近年来疟疾对很多药物开始耐药。

我们这次从中国传统医学、西方医学两个方面来介绍疟疾的诊治历史，让大家更客观地了解那些年代的重点事件。

1.古代中国怎么治疗疟疾？

中国自古就有疟疾。

为什么叫疟疾？先秦两汉是汉字形成时代，当时这个病危害很大，“疟”是“瘧”的简写，而“瘧”是一个会意字，你看一个疒字头，里面是一个虐字，而虐字从虍，象虎足捉人，本意文残暴，所以取名为疟疾。就是一个很残暴的疾病，很可怕的疾病。

最早发现疟疾病名的时期，大概是公元前400年以前（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资料说更早的殷商时期就有疟疾了，考虑到我们这里不是考古历史学的，不需要太纠结具体的时期，我们大致知道：殷商、春秋战国时期（2000-3000多年前）我们中华大地就有疟疾了。

比如春秋《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鲁襄公七年“子驷使贼夜弑禧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这就是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位国家机关干部，派人把他的领导杀死了，他假托说领导是患疟疾死掉的，以这个为幌子，向他当时的兄弟国家汇报。

这一次，疟疾背了一个锅。但起码我们知道，那时候已经有疟疾这个病了。

（1）秦汉时期

我们直接把目光跳到汉朝。

《黄帝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医书之首，据现在学者考证，它成书时间应该是西汉年间（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迄今2100年左右。《黄帝内经》书里也有关于疟疾的认识，而且比较全面了，创造性地有了分类，和发明了采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

《黄帝内经》里面专门花大篇幅介绍了“疟论”、“刺疟”，可见当时对疟疾重视程度之高。我回顾了先秦两汉时期所记录的诸多疾病，真的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是像疟疾这样受到医生们的重视，而且当时对疟疾的研究也已经颇深。

书中提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欠伸乃作，寒慄鼓颌，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这一段记载，指出了疟疾的主要症状，跟现在的认识相差不远。尤其是头痛欲破这个，得过疟疾的人都知道，那种头痛，真的要撞墙的。此外，该书拜把疟疾间日发作、复发时间大致指出来。说疟疾有二日一发之疟，有多日一发之疟，有先寒后热之寒疟，有先热后寒之温疟，有热而不寒之瘅（dan）疟。

而在治疗上，刺疟论说：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再刺则去，三刺则已。至于效果是否真的如此好，我们现在也无法考证。

还有一本书，叫《五十二病方》（成书于公元前168年以前），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它里面也记载了疟疾及其治疗的药物。

到了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约公元150-215年）年代，瘟疫流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了《伤寒杂病论》，疟疾也是传染病一种，传染病以前叫瘟疫，书里面记录：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而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而不小者，可以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这是张仲景对疟疾的一番论述，另外，在张仲景的医方里面，他已经把中药常山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了。常山，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之一。我们后面展开讲。下面为张仲景书里面的几个有常山的方子，第一个治疗疟疾。

张仲景书里说的蜀漆，指的是中药常山的细叶。他治疗疟疾的方子叫蜀漆散，成分有三样，分别是：蜀漆、云母、龙骨。据我能查到的资料，云母、龙骨都有镇静功效。后人分析，为什么张仲景会有三个药配伍治疗疟疾呢，真正治疟的药是蜀漆（解放前后有相当多研究，后面详细说），但蜀漆有明显的消化道副作用，引起呕吐者多，所以配伍用镇静剂止吐。这跟后世、现在的药理学研究相同。

其实当我看到张仲景这个方子时，还是会有震撼的，1950年左右，国内很多药理学家、美国的一些药理学家都表明了常山的抗疟作用，优于奎宁（19世纪、20世纪初疟疾特效药），但它有明显呕吐副作用。张仲景当然也发现了，所以加了云母和龙骨去减轻呕吐作用，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丰富的药理、药性学知识，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方子的。

张仲景确实是牛人。

至于张仲景这个方子治疗疟疾的效果到底有多好也没法考究了，但从民国、解放初期的研究来看，该方子效果是不错的。

之前有些人说中国对抗疟疾几千年了，方子几百上千个，但没有一个有效，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了很多人，惨不忍睹。这个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我也搞不清楚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话。《屠呦呦传》里确实写道：屠呦呦等人用3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精选编辑了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她们的研究过程不顺利，没得筛选出比奎宁、氯喹更好的药物（当时青蒿素还没搞出来），但这不意味着这些方子都是没治疗意义的，因为1930-1960年左右国内已经不乏相关研究了，证明很多方子都是有一定的治疗价值的，尤其是中药常山。

（2）晋隋唐时期

到了东晋，葛洪（公元283-363年）的《肘后备急方》记录治疗疟疾的方子也有几十个，最出名的肯定就是屠呦呦团队所说的那个：青蒿一握，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葛洪是一个炼丹士，但那个时候很多人的身份都是多重的，不可否认他也是一个医生。只不过我们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古人，虽然葛洪是第一个有记录的提出用青蒿来治疗疟疾的医生，但他的书里面内容也是鱼龙混杂的，还有很多明显是迷信的内容，所以屠呦呦才说，传统医学是宝库，但这个宝库不能直接拿来就用，得挖掘。

也是从葛洪开始，传统医学用青蒿治疟疾的记录也多了起来。

青蒿，是我们今天文章的大主角。青蒿之所以成为主角，是因为屠呦呦。在屠呦呦团队搞出青蒿素之前，青蒿并不受传统医学的重视，常山、蜀漆才是当时的主角。葛洪记录了几十个治疗疟疾的方子，其中14个用到常山，只有一个用到青蒿，可知秦汉、东晋时治疗疟疾的主角还是常山、蜀漆，而不是青蒿。

而且那时候的医生已经认识到疟疾是个流行病、传染病，但局限于技术原因，不可能知道疟疾是疟原虫引起的（1880年法国人在显微镜下发现疟原虫），而是认为与外感风寒有关，并且与地域有关。

隋代巢元方（公元550-630年）在他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写道：此病（疟疾）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巢元方这里说的瘴气，指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恶性疟疾（疟疾之一，最严重的那种）。

巢元方认可疟疾是个传染病，并且认为岭南这边更多，而且更凶猛（有恶性疟疾），病因是瘴湿毒气，而且是在山溪清水之中较多，这个认识目前看起来肯定是不对的，疟疾并不是什么毒气导致，而是疟原虫引起，但巢元方概括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起码它知道该病是外物引起（他认为是毒气，实际是疟原虫），而且他认为深山中小溪边清水旁较多，这是对的，因为那里蚊虫最多，蚊子携带疟原虫，咬了人，自然人就会发病。巢元方能观察整理到这个客观事实，我认为是了不起的。

到了唐朝，医学家王涛写的《外台秘要》（成书于公元752年）写道：此病之始，与天行不多别，亦头痛骨肉酸楚，手足逆冷，口鼻舌干，好饮水，毛耸，腰脊强欲反拗，小便赤。但先寒后热，发作有时，可不审察，其发作日有准。

那时候医学家们对疟疾的认识很复杂，疟疾的证候也相当多，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也说明当时人对疟疾的关注程度之高。可能疟疾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分类也很多，比如正疟，温疟、寒疟、湿疟、瘴疟、劳疟、疟母等等。辨证论治的过程更是复杂，我们这里不详细介绍，我们重点介绍当时的截疟药物，所谓截疟，大概意思就类似于现在的杀掉疟原虫的意思，但当时没有疟原虫的说法，所以具体意思肯定不一样。

唐朝医药学家孙思邈（公元541-682年，年龄有争议）在《备急千金要方》写道：治疟，无问新久者，马鞭草汁五合，酒三合，分三服。马鞭草的确有截疟效果，但现在基本很少用了，因为实际效果比不少常山、青蒿素。

（3）宋元明清

到了宋代，有本医书《杨氏家藏方》记载截疟七宝饮，是截疟的代表方，方中依然用了常山，还有槟榔等。

明朝李时珍（公元1518-1597年）的《本草纲目》，里面也记载了七宝散方：治一切疟疾，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或寒多热少，或热多寒少，或一日一发，或一日二、三发，或连日发，或间日发，或三四日一发，不稳鬼瘧食瘧，不服水土，山岭瘴气似瘧者，皆可治之。常山1钱.....酒水各一半.....煎二次.....大有神效。

虽然常山有治疗疟疾的功效，但由于它的毒性，李时珍把其列为下品，列入毒草部。

上述我们讲了，从张仲景开始，常山就是治疗疟疾的重要药物，但常山有个缺点，容易导致呕吐，很多人受不了，历代医家们也在想办法，怎么样能够保证它的抗疟效果，又能减轻不良反应，这里的用量和炮制方法、配伍等等，均与副作用呕吐有关，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这种有效的经验。

明末清初著名的医学家李士材(1588—1655年)治疗疟疾也颇有心得，他在医案里提到：常山截疟如神，劫痰疗疟，无他药可比.....殊不知常山发吐，惟生用多用为然，于甘草同用亦必吐。若酒浸炒透，但用少许，每见奇功，未见其吐也。

还有很多史料我就不一一贴出了，写了这么多，是为了说明在古代，传统医学治疗疟疾里面，中药常山是关键的主角，据古代医家们的记录，常山抗疟疗效卓著，唯独引起呕吐这点不好。1967年开始，屠呦呦团队在研究抗疟药物时，一开始也是把重点放在常山这里的，只不过屠呦呦她们说没办法克服常山的呕吐副作用，所以放弃了，后来才把目光瞄准青蒿，也就是东晋葛洪写道的那个青蒿。

现代还有人说古代传统医学治疗疟疾的方子虽多，但一无是处，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尊重事实的，后续我们有相关数据举证。

我们说了这么久的常山，那常山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大家一定非常好奇了。

以前学者们认为常山是芸香科植物的根，后经我国生药学家管光地（1904-1952年，江苏南京人）实地考察考证，1942年他发文说《本草纲目》里所记载的常山，实际上是虎耳草科植物，是一种盛产于四川的亚灌木，因其形似鸡骨，所以又名鸡骨常山。但这个药的品种很多，有白常山、黄常山、土常山等等。

看，长这样：

（图片来源于中国植物网）

就这个东西，通常药用说的常山指的是它的根，而蜀漆指它的细叶。

在古代中国，对抗疟疾的战斗中，常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很多人说传统医学治疗疟疾无效，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清朝时康熙皇帝的疟疾。据史料记载，1693年，康熙帝39岁，感染了疟疾，朝中大夫束手无策，最后还是靠西洋人的金鸡纳树皮（后来从这个树皮里提取出了奎宁）治好了疟疾。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因为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在他的《燕京开教略》里面也记载了。

康熙寒热病（疟疾），太医束手无策，想必太医都是熟读古医书的人，不会不知道常山、青蒿等药物，但当时的确治疗效果不好，原因为何，现在也难以分析，但也不能就此说传统医学对疟疾无效。但同时也可以看出，金鸡纳霜（从树皮里搞出来）确实是治疗疟疾的好手！

（4）常山到底能不能治疟疾？

康熙皇帝是不是用的常山我们已经没办法考究了。

我们来客观评估一下常山的抗疟效果。毕竟从张仲景开始用常山起，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这个药用了两千年多。

屠呦呦团队搞出来的青蒿素，是1967年国家开始的“523计划”的主要成果，当时国家组织了一大批人才集中起来研究抗疟疾的药物，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美国和越南正在打战，越南那个地方热带雨林，蚊子特别多，当时疟疾非常猖狂，由于患疟疾而减员的情况比打仗受伤的多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讲，谁能控制住疟疾，谁就能掌握战争主动权。那时候我们和苏联是暗中支持越南的，所以主席和总理下了批示，要搞抗疟药，会议是5月23日开的，所以就叫523计划。

其实已经有抗疟药了，比如奎宁、氯喹，当那时候疟原虫耐药已经很严重了，这些药物效果都不是很好了，急需新的更有效的抗疟药出来。美国和中国都在同时使劲搞，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没搞出来好药，反而是我们国家把青蒿素搞出来了。直到现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都还是治疗疟疾的关键药物，没有之一。

但事实上，在523计划之前，在青蒿素出来之前，我们国家疟疾也是很多的，所以当时的医学家、药学家都有在研究疟疾治疗药物。

常山，就是其中最热门的药物之一。屠呦呦他们接到了523任务之后，一开始重点关注的药物也是中药常山，后面她们认为实在是克服不了常山的副作用，才转而投向青蒿的。

为什么当时大家对常山感兴趣呢？因为当时的疟疾特效药是奎宁，而抗日战争期间，奎宁、阿的平等药物价格涨得离谱，来源也中断了，当时日本也占领了金鸡纳产地（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奎宁来源，我们进口奎宁更难了。中国急需自己的抗疟特效药。为解决国内抗疟药的问题，那时候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很多医学家、药学家开始对常山成分进行研究。

常山的大名，如雷贯耳，这么多介绍疟疾治疗的古籍、传统医学家都在推崇常山，所以大家先研究常山也是合理的。而且含有常山的方剂治疗疟疾有疗效了，那常山自己能不能抗疟呢？

1941年，单独用常山能否抗疟还是个未知数。

最早做出贡献的是赵成暇、江达衢、冯志东等人，他们做了常山的化学成分研究。后来张昌绍（1906-1967年）、胡成儒等人对其药理学也做了一些成绩。这算是用当时西方医学技术来认识传统中医药了。

很快人们就发现，单独用常山治疗疟疾也是有效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支持这个研究，调入各方面专家，包括管光地（1904-1952年，生药学家），姜达卫（化学），胡成儒（药理学），陈方之（临床医生）等。

1943年，张昌绍是第一个发表中药常山治疗疟疾论文的学者（题目《国产抗疟药常山之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他们在1942年夏天直接让13位疟疾患者口服常山，结果发现常山退热的速度跟奎宁差不多，抗疟作用稍慢于奎宁。

自从1820年法国人提取了奎宁，奎宁在100多年时间里都是治疗疟疾的金标准，治愈康熙的金鸡纳霜就是后来的奎宁。后面会提到。

张昌绍还做了很多研究，他们从常山中提取和结晶了4种分子，两种生物碱，只有常山碱B有治疗疟疾作用。他们的动物研究表明常山可以治疗疟疾，而且其有效成分的疗效高出奎宁的几十倍。

1947年，赵成嘏（gu）、张昌绍、傅永丰、高怡生等人在中国的《科学》杂志（英文）发表文章，确定有治疗疟疾作用的常山碱分子为C16H19O3N3，可溶于水。

1948年，他们又在国际化学界重要杂志《美国化学会志》（JACS）发表文章讲常山碱的分子式重新定义了。同年，美国默克药厂也在JACS报道他们从中药常山分离出的生物碱。

后续的报道发现部分常山碱治疗疟疾的作用是奎宁的100倍，其他碱的作用相当于奎宁。

而胡成儒他们的研究也发现，疟疾患者服用常山后，2-3日退热，4-5日在末梢血中的疟原虫即被清除，7-8日，骨髓中的疟原虫也被全部消灭。

在这之前，国民政府军营里也有治疗疟疾的方子，主药也是常山，据报道，当时先是做了片剂，后来又制成了注射剂，试用于当时的国民中央政校207例患者，治愈198例。后治疗了三日虐66例，恶性虐36例，四日虐1例，均能奏效。因此，他们确定常山治疟的效力不亚于奎宁。

从张仲景开始就使用的抗疟神药，终于得到了当时的科学验证，确有抗疟疗效。

既然常山的抗疟作用这么牛，是不是要一飞冲天了？？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现在最出名的抗疟药不是常山，而是青蒿素。

为什么？

因为常山的副作用显示出来了，容易引起病人剧烈呕吐。一个这么好的药物，副作用又这么突出，真的让人焦急。研究者们做了很多工作，看能不能保留抗疟功效的同时，减少或者去除副作用。可惜，结果表明，抗疟作用强的时候，催吐作用也很强。而当催吐作用变弱了后，抗疟作用也随之很弱了。至于什么原因，当时还没搞清楚，直到现在也还没搞得很清楚。如果某一天我们搞清楚了原因，比如知道抗疟作用和催吐作用的机制是重叠的，那么常山永无出头之日（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但如果能发现抗疟作用和催吐作用是分离的，那一定有办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不过时候未到。

但上述是现代医学的看法。

传统医学怎么对待常山的副作用呢？传统医学也是知道常山会产生催吐作用的，所以从张仲景开始，就没有人单独用常山治疗疟疾，都是联合其他药物，比如张仲景的蜀漆散，就含有云母、龙骨，资料记载它们可以镇静，可能掩盖呕吐症状。

1954年，中华医学会总会举行了一次中西医药学术交流座谈会，会议内容整理成文字发表在当年的《中国药学杂志》上，我大致整理了：会议首先是楼之岑教授（1920-1995年，著名生药学家，屠呦呦的老师）就常山这个药发表了系统的报告。然后是姜达衢（1905-1987年，著名天然药物化学家）就常山的化学方面、古书记载等内容讨论，他认为常山佐以甘草或七宝散则能制吐，但原因未明，并且他认为，只要制造得法、配合得宜，用量得当，则不吐或者少吐，并可以治好疟疾。

然后是一些药理学家发言，大家都确认了常山治疟疾的功效。最后是李振三大夫（著名中医李鼎铭之子，李振三也是当时有名的中医）发言，他解释了中医用常山之所以不吐，乃因方中有龙骨（镇静作用）、牡蛎和甘草（能制酸）等缘故，强调应该配伍使用，而不是单独使用常山。

我作为一个晚辈，现在回过头看几十上百年前的文字记录也是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挺震撼的。传统医学上的君臣佐使，其实跟我们现代医学讲的药物配伍禁忌等相类似。比如你用了消炎镇痛药，怕引起胃溃疡，会同时用一些抑制胃酸的药物，西药如此，中药也如此。

1956年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的研究者们发表论文，说她们2年内治疗了间日疟15例，恶性虐9例，均采用常山治疗，但为了防治呕吐，加入了半夏。应用结果，疗效颇佳，24例病人痊愈出院，只有一例发生呕吐。但由于年代久远，当时这个研究数据是否可靠已经难以考证了。

但总的来说，常山有抗疟的作用应该是确认无疑的，当时除了中国人用常山，外国人也用常山，尤其是美国，因为日本控制了奎宁的来源，美国也需要研发新的抗疟药物。

但当时西方医学讲的是单药使用，起码当时的奎宁就是一个单药，这个从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来的抗疟药，是当时的特效药，金标准。奎宁就是单药使用，效果确切。我们当时要想找到一个替代奎宁的药物，当然也想着单药使用。

可惜常山没办法做到单药使用。

所以到了1967年，主席和总理下令要搞523计划时，人们撇开了常山。其实一开始的焦点还是在常山这里的，包括屠呦呦他们研究组，她们第一轮筛选药物时还是常山为主。当时屠呦呦的关键任务就是配伍解决常山碱致呕的副作用问题，这在《屠呦呦传》里面都有记录。但屠呦呦她们尝试了很多，没能成功，只好放弃。

这才有了后来的青蒿素。

2.西方国家怎么治疗疟疾？

西方医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诞生了奎宁。奎宁是1820年法国人提取出来的。在这以前，西方人走了很长的弯路。

西方人认识疟疾这个病也有几千年历史，公元前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0年）已经可以把疟疾分为隔日热、每日热、三日热这三型了。

（1）奎宁的出现

那时候西方治疗疟疾的药物很多，但没有一种是有效的。古罗马历史上有四次疟疾大爆发，当时一个御医，Andromachus（公元37-68年）发明的秘方，有57味药物，其中有毒蛇肉。

Dioscorides（公元40-90年）是个药物学家，写了《药物志》，在治疗疟疾上，他主张用跳蚤。他的药学著作里，也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这点跟我们西汉年间编写的《神农本草经》相类似。

到了盖伦时代，盖伦（公元129-199年）差不多跟我们东汉末年张仲景（公元150-215年）同一时期，两人各自是东西方最出色的医生。但客观而言，张仲景的成就要大过盖伦，张仲景当时提出蜀漆散治疗疟疾了，而盖伦仍主张放血疗法和泻下疗法治疗疟疾。

西方放血疗法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创立的，盖伦进一步推广了。放血疗法不单只西方有，当时东方也有，中国传统医学也有放血疗法，但两者是不同的。西方放血疗法是隔开静脉，这种流血方式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哗啦啦的血液就出来了，为此丧生的人不计其数，据说美国华盛顿（1732-1799年）总统也是因为放血疗法而失血过多死亡的。

中国传统医学的放血疗法则是用三棱针刺破皮肤，一般针对的是毛细血管，出血不会太多，鲜有听说中国传统放血疗法导致失血过多休克死亡的。

古罗马帝国后来战败亡国，原因很多，其中军队中闹疟疾也是原因之一。上面我们也讲了，即便是1970年这种年代，美国跟越南打仗，仍然因为疟疾流行而发生严重减员事件，更别说古罗马只有放血疗法的年代了。

疟疾的英文叫malaria，这个词语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意大利语：mala aria---坏空气。这个观点跟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的瘴气导致疟疾有些类似吧？这说明人类智慧是相通的，要么就是交流的结果。

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教会地位很高，压迫了科学、医学的探索，所以直至16世纪之前，西方的科技、医学水平都是没什么进步的，基本上就是原地踏步。

那时候西方人有多害怕疟疾？看下面几组数据：

1569年，葡萄牙向赞比西河流域派遣一支远征队中，船员大部分死于疟疾。1777-1779年，William Bolts在非洲德瓜拉湾探险期间，船员死于疟疾比例高达87%。后又有研究，说1817-1836年在西非服役的英国皇家海军疟疾死亡率高达66.8%。

西方人也急需能够治疗疟疾的药物。

早在15世纪，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也就是美洲。很快人们在新大陆南美洲发现有一种树，这种树的树皮熬成汤能治愈疟疾！最早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发现的，他1663年在报告中说到：在Loxa过有奇树，名寒热树，树色皮如肉桂，取树皮研为粉末，浸于水做饮料，则疟疾可愈。

当时西方的货船从南美洲拉回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这个树皮。名为金鸡纳树皮。但当时西方医学家不相信这个东西，不承认，不使用。只有民间在用。

1653年，还有一个医生写了一本书《虚伪的美洲退热药》，说美洲的新草药不但无效，并且很危险。治疗疟疾的正规方法只有放血疗法和泻下疗法，也就是1500年前盖伦所主张的。

虽然官方、御医不承认，但是天主教传教士们仍不顾医学界反对，仍在继续推用此舶来草药治病，获利无数。

1666年，英国著名医生Thomas Sydenham出版了《疟疾治疗法》一书，他极力反对使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当时英国医学家都附和他的说法。他从未肯试用一两个病人，完全以哲学上的观念武断认为金鸡纳树皮是无用的。

金鸡纳在西方的传播受到西方传统医学信仰和教会的反对，这是客观事实，所以整个17世纪的欧洲都没有普遍使用金鸡纳树皮。即便是英王查理二世，也拒绝用金鸡纳治疗身患疟疾的儿子。

但1667年英国人Robert Tlabor用金鸡纳树皮治愈了法国路易十四的疟疾而名声大噪，被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任命为药剂医师，随后南美洲的金鸡纳树皮第一次被纳入英国官方药典。

与此同时，为了确定金鸡纳树皮的成分，欧洲开始了对金鸡纳的植物探索。直至1816年，葡萄牙海军外科医生Dr.Gomez首次将树皮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并称之为弱金鸡纳碱。

1820年，法国两位化学家认为金鸡纳树皮中存在一种类似于吗啡和士的宁的植物生物碱，并从中分离出了金鸡纳的两种生物碱，奎宁和辛可宁。1852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年）证明了奎宁为左旋体。到了1854年，德国人确定了奎宁的分子式。

此后一百多年，奎宁一直是疟疾的特效药。

通过时间轴来看，西方之所以取得这些进展，跟当时他们的工业发达是分不开的，工业、科技、技术发达了，医学能力、理论也相应提高。1820年分离出奎宁，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找到了，那为什么会有疟疾呢？？

（2）疟疾的病因？

在这之前，西方、东方的认识是类似的，瘴气、坏空气引起的疟疾，但西方人在19世纪撬开了微生物领域大门，尤其是法国微生物学领袖巴斯德（1822-1895年）、德国人科赫（1843-1910年）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俩人是微生物领域的开拓者，当之无愧。

1870年左右，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使得人们相信，许多疾病的病因都是细菌导致的。人们也陆续发现了很多细菌导致疾病的证据，比如肺结核是一种杆菌导致，鼠疫也是一种杆菌导致。

那疟疾呢？

1880年，法国医生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很长的名字）在军事医院工作时，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名刚死于疟疾患者的血液涂片时，他发现了寄生虫！他取名为Plasmodium（疟原虫），但当时这个发现并没有得到重视。直至1884年，人们才相信这的确是疟原虫引起的疟疾，而非细菌导致的。

后续几年，研究者们观察到了更多信息。到了1890年，人们已经知道疟疾事由侵入红细胞并在红细胞里面繁殖的原生动物寄生虫引起的，有三种具有特定周期性和其他特征的寄生虫可以对应间日疟、恶性虐、四日虐。

如果没有近代工业、科技进步，没有显微镜，没有微生物学概念，也就不可能发现疟原虫，那我们还将停留在瘴气、坏空气导致疟疾的时代。当然，没发现疟原虫并不影响人们找到特效药，比如南美洲的金鸡纳树皮，比如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常山，金鸡纳显然更优，因为它副作用小。

（3）药物的更替

奎宁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呢？

有记录的应该是17世纪末，也就是康熙皇帝得了疟疾那段时间左右。到了1765年，奎宁（金鸡纳）也列入了《本草纲目拾遗》中。

奎宁火了很长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奎宁是最好的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对各种疟原虫的红细胞内期滋养体都有杀灭作用，能控制临床症状。即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之后，奎宁仍然是首选的抗疟药。

但随着奎宁使用越来越广泛，疟原虫的抗药性也逐步出来了。以前治疗效果很好的，后来效果都不怎么灵了。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抗疟药物。

接下来登场的药物是，氯喹。

氯喹最早出现于1934年，由德国拜耳公司首先人工合成。德国人必须搞出氯喹这个药物，因为他们在一战期间（1914-1918年）受了刺激，当时的金鸡纳树都在东南亚，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战争一开，德国的奎宁供应就被切断了，所以德国人必须得重新整一个药物出来。

这就有了氯喹。

氯喹的疗效和安全性都比奎宁有进步，因此1940年以后就开始取代奎宁用于疟疾的治疗。但是疟原虫的抗药性很快又来了，到了1970年左右，氯喹的效果就显著下降了。

美国跟越南打仗期间（1961-1975年），恰好是疟疾面临无新药可用的时期。

全世界都继续研发新的药物，美国需要，越南需要，中国也需要。正好越南找上我们，所以便有了文中开头主席和总理说的那个523计划。

523计划动员了非常庞大的人力物力，屠呦呦团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部分而已，幸运的是，她们找到了青蒿素。

在这期间，美国也筛选了几十万种化学物，都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抗疟药物。而屠呦呦她们则从古籍里找到了青蒿。最终从植物青蒿里分离提纯到青蒿素，这个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发明。

前文说了，屠呦呦（1930年至今）她们一开始把重点放在中药常山身上，但她们克服不了常山的副作用，只好找其他替代，这时候青蒿就直面眼前了。

筛选药物的过程很艰辛，屠呦呦接到任务时才39岁，原本不应该她担此大任的，但当时文革期间，很多高资质的前辈都被拉去批斗了，甚至死亡了，所以才有屠呦呦临危受命。

从1969年接到任务，到1971年年底，2年多的时间，屠呦呦她们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结果出来了，该物对疟原虫抑制率100%。那一刻，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

接着就是各种试验，包括动物试验、人体试验（屠呦呦她们自己给自己试验了）、临床试验。

1973年，她们进行了青蒿素的临床试验，但是首次出师不利，疗效并不好。后来发现是药物崩解度出了问题，影响药物吸收。屠呦呦她们才决定把青蒿素单体直接装胶囊里。终于，青蒿素胶囊剂治疗的3个病例全部治愈。

1976年，她们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发表了青蒿素的研究结果。

此外，1975年，课题组对青蒿素进行结构修饰，得到了双氢青蒿素，后者疗效明显增强，药效提高10倍。后面陆续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合成了青蒿琥酯、蒿甲醚等。

自2000年起，非洲地区每年约有2.4亿人收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而避免了疟疾的死亡，这个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当然，正如屠呦呦自己所言，这个奖项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当时中国全体科研人员的。这么巨大的一个工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才是最大的。但不可否认，屠呦呦在这个领域先走了一步，她是先行者。

青蒿素的面世，让已经耐药的疟疾患者浴血重生。而因为副作用的问题，中药常山与青蒿素的际遇失之交臂。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常山会破茧而出呢？尤其是在青蒿素也逐渐面临耐药问题时，我们仍然需要新药。

3.写于结尾

我看了最近几年咱们国家疾控中心所公布的传染病确诊数据，疟疾在我们这里很久没有爆发了，最近几年每年都是1000例左右，2021年才700多例，死亡都是个位数，不到1%的死亡率。

但考虑到疟疾已经持续了几千年（有记录以来），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疾病，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头肆虐，所以我们仍然有需要警惕。

在整个疟疾领域，现代医学诞生以前，传统医学治疗疟疾是优于西方国家的。但奎宁的确是西方国家引入、氯喹也是西方国家合成，这个我们得承认。而在做中药常山抗疟研究方面，当时美国人也在做，我们也在做，我们的研究比美国人还深入，美国人当时经常引用张昌绍等人的研究结果。最后，在寻找奎宁、氯喹替代药物期间，青蒿素也是我们搞出来的，这点也领先西方国家。

现代医学是西方国家先发起，我们接受，但不代表我们会一直落后。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科技、医学水平发达，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现代医学成果诞生于我们这块土地，到那时候所谓的西方医学要更名为东方医学么？不，它还是叫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在治疗疟疾方面做了不可替代的工作，但传统医学难道一点帮助都没有么？在没有阅读这么多历史典籍之前，或许很多人会认为传统医学治疗疟疾没帮助，但在阅读了这么多文献资料后，谁还能抹灭传统医学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呢。

那一定是不客观的。